——兼析王海焱“癌症经治半年痊愈”
柳氏医派在对“内伤性疾病”、“疑难顽症”的长期实践和理论探讨过程中,逐步形成了“病机四论”理论体系,及临证以“方证立论法式”之大辨证的太极思维模式。盖因常规习用的单一“方药立论”法式无法解决复杂的疑难顽症。于是在太极思维的基础上学研《黄帝内经》,重新审视《伤寒论》的“方药应用”,并非现行《方剂学》和后世医家所持有的单一的“方药立论”法式。有其症,成其证,而有其方药,于是“方证立论法式”便寓其中。
如,为什么五味药的桂枝汤被誉为“伤寒第一方”呢?
盖因其有桂枝合甘草,成辛甘化阳的桂枝甘草汤证,以行卫气;有芍药伍甘草,行酸甘化阴的芍药甘草汤证,以行营血;且大枣味酸甘,生姜味辛苦,于是就有了二味药同用则具辛甘化阳、酸甘化阴,单味大枣酸甘化阴之功,故姜枣相伍而有行营卫之功效。非但如此,生姜一味以辛开苦降之性而有和胃降逆之功。而单味甘草名甘草汤,为解热毒之方,在《伤寒论》以治“少阴咽痛”证;在《千金方》中,用治“肺痿涎唾多”之候。于是诸药、诸方则寓于一剂桂枝汤证中,此“理必《内经》,法必仲景,药必《本经》”之谓也,亦即《金匮要略·序》所讲的“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,其效若神”之法理也!所以在《伤寒论》中,就有了以桂枝汤为祖方的桂枝汤类方。如此说来,方证应用不在方中药物的多少,如鳖甲煎丸、薯蓣丸等之大方,后世《三因方》中之附子八味汤,均是证中有证,方中寓方,用大辨证之法去辨大证。从中领会“用药如用兵”之理,这兵可以是单兵,也可组合成“班”、“排”、“连”,而《三十六计·总说》中那段话的“机”与“空”字,可从柳氏“太极思维”、“病机四论”、“方证立论法式”三体系的关联性解读,而去体悟这“大辨证”的深刻含义了。
师字少逸于2021年11月14日。